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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外蒙独立始末上

发布时间:2019-11-22 15:54:54

  1911年外蒙“独立”始末(上),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和捻军战争中,清廷从内外蒙征调了大批马匹、骆驼和精兵,派往南方作战,许多蒙古人由于水土不服而死在内地。在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中,清廷还从喀尔喀蒙古、科布多、新疆和套西蒙古征调了上万名骑兵和大量骆驼,沿着黄河加以防堵。蒙古地区本来就因为信奉黄教而人丁稀少,清朝末期几次大的战争更是令其人口损失惨重。

  除此之外,外蒙王公札萨克袭爵必须得到北京理藩院的批准,理藩院官员则趁机巧立规矩,从中敲诈渔利。蒙古王公要想袭爵,就要拿出上万两白银进行贿赂,许多外蒙王公札萨克由于没有足够的财力,多年来得不到爵位。此外清朝末年财政困难,每年依例赏赐给外蒙王公的绸缎、银两也往往有短缺,有些旗盟的赏缎竟然被克扣了几十年。这些腐败现象使得外蒙古贵族在愤恨之余,与清廷之间的裂痕也日益加深。

  清朝时期对外蒙古的传统统治策略是通过各部的汗、王公、札萨克来管理蒙古人,而北京理藩院和清朝皇帝保留最高的管理、决策、封爵及赏罚权力。到十九世纪末,随着内外局势不断动荡,清朝开始逐渐排除外蒙各王公的权力,改为以满汉行政官员对外蒙古实行直接管理。而相关官吏往往将去外蒙任职当作发财的好机会,其中尤其以库伦办事大臣为头等肥缺,谋求这一职位的满族官员非拿出二十万两不能到手。

  库伦办事大臣的收入可以分为四项:甲项为金砂税、库伦和恰克图进出口捐税、土谢图和车臣两汗部的公债利息、以及汗山和肯特山两处官牧场孳生的马、牛、羊;乙项为土谢图及车臣两汗部各旗王公袭爵补官时索取的贿银;丙项为蒙古各部的汗、王公、台吉依例“孝敬”的银两、貂皮等物;丁项为各旗应缴给库伦办事大臣的供给品所折之银两。这四项收入每年至少在五六十万两白银以上。

  从乾隆、嘉庆两朝开始,清朝逐渐盛极而衰,放松了对蒙古的种种禁令,默许山西、河北、陕西、甘肃等地的汉人农民走西口(杀虎口)或走东口(张家口)前往内外蒙古谋生,而蒙古王公为了收取地租,也鼓励汉人农民前来垦殖拓居。接着,汉人工匠开始进入蒙古,修建王府寺庙,生产皮靴、皮帽、马具、毛毡等手工业品。1852年,清朝开放了在蒙古地区开矿的禁令。十九世纪末俄国从中国割走大片地广人稀的边疆领土,使得一些有远见的清朝大臣深切体会到移民实边的重要性,特别是在1901年中国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之后,移民屯垦活动更是被猛烈推行到东北三省和内外蒙古地区。清廷一方面通过这种办法增加边疆地区人口、遏制俄国蚕食吞并的野心,另一方面借此取得新的财政收入(开垦荒地的移民要向清政府缴纳地价银和地租)。

  在外蒙古,从内地招募的移民首先被安置在与俄罗斯交界的地区,这些地区从蒙古王公领主手中划出来,由清朝在外蒙古的行政官员直接管辖。根据库伦办事大臣的计划,到1908年时,从车臣和土谢图两个汗部划出来的屯垦土地将达55万公顷之多,争取吸纳一万户以上的汉人移民。1910年(宣统二年),清政府更是取消了长达几百年、已形同虚设的蒙汉通婚禁令,其他所有禁止聘请汉人教师、公文禁止用汉文、禁止蒙古人取汉名的禁令也一概取消。

  除了加派驻军、鼓励移民、取消蒙汉隔离等清末新政外,在光绪末年,清政府还准备着手将外蒙古改为行省(新疆地区已于1883年建省,东三省于1907年建省,光绪末年清政府还积极准备将内蒙古改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1910年就任库伦办事大臣的三多(字六桥,满人,原为杭州驻防)上任之后,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连续设立了兵备处、巡防营、木捐总分局、卫生总分局、车驼捐局、宪政筹备处、交涉司、垦务局、商务调查局、实业调查局、男女小学堂等二十多处机构,所需的开办经费,及日常的柴炭、马匹、器具费用,全由外蒙方面筹措供给,外蒙官员向蒙民摊派。以新设立的“兵备处”为例,该处在库伦东边构筑新式兵营一座,房屋四百多间,竟然耗银16万两,这笔巨款全都由外蒙各旗摊派而来。此外清朝官员还强拉外蒙牧民入伍当兵,蒙民不堪其扰,率相逃走,库伦近郊各蒙旗的牧民竟然逃亡一空。

  外蒙王公及平民对于清廷移民驻兵等举动本已疑惑不安,三多仓促实行“新政”,却未向外蒙官民讲明其中的益处,而外蒙的负担与日俱增。反满、反汉的情绪不仅在失去牧场的下层牧民中蔓延,也在外蒙的上层札萨克王公当中蔓延。除此之外,在1909年(宣统元年),为改革西藏政制、巩固西藏边防,赵尔丰率川军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召集藏军以武力沿途阻拒,失败后逃入印度,清廷遂以“阴附英国、潜图不逞”下诏革除其尊号,命令驻藏大臣联豫严密查拿,同时下令查访转世灵童,另立新达赖。有关这一事件的清廷内阁阁抄从北京传到库伦之后,自哲布尊丹巴以下诸外蒙活佛、喇嘛莫不恐慌疑惧,都说地位尊贵如达赖喇嘛,大清皇帝尚且如此对待,而对于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活佛),更将如何处置呢?于是连一向拥护博格达汗(清朝皇帝)的活佛和上层喇嘛也开始汹汹思变。

  在这种从上至下一致反清的大环境下,再加上俄国领事及其代理人从中煽动撺掇,终于酿成1911年外蒙独立之变。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后,在俄国宫廷内出现了主张占领长城以北所有中国土地的“东方派”。他们要求俄皇立即出兵吞并满洲、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从太平洋海岸和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俄国将不仅支配亚洲事务,而且还能支配欧洲事务”。俄国政府在圣彼得堡和喀山的大学设置了蒙古语言专业,培养蒙古问题的“专业人才”。

  在外蒙古,俄国通过商队刺探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的情报,西伯利亚和远东两个军区向外蒙派去了多个“考察团”,伊尔库茨克总督府经常举行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特别会议”。在恰克图-库伦-张家口商路和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商路,每个台站都驻有一个名为“学习蒙语”的俄国坐探,经常与路过的清朝官员和蒙古王公接触,借机刺探情报。

  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为止,在外蒙古境内“游历”的俄国侨民、商人、间谍和冒险家多达五六万人,每年有七八百支商队往来于俄国与外蒙之间,在库伦定居的俄国商人达到了3600人,俄国驻库伦领事馆成了各种密谋活动的决策中心。

  除了进行间谍活动和寻找亲俄代理人之外,俄国还利用各种机会收买和拉拢蒙古王公,挑拨蒙古上层贵族与清廷的关系,极力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使其信赖俄国。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例,他在1869年出生于四川理塘地区,四岁时被寻访为转世灵童,经过清朝中央政府、雍和宫主管僧人、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金瓶掣签确认为哲布尊丹巴活佛,1882年经西蒙地区来到库伦。他从12岁起就受到俄国人的影响。当时的俄国驻库伦领事施玛勒夫向年幼的博克多格根赠送了各种欧式玩具、画片和稀有动物。活佛长大成人之后,施玛勒夫又向其进献金椅、金靴、金马车、大象等稀奇之物,还向其内宫送去了数名俄国女子和眉目清秀的布里亚特少年。

  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势力被排挤出南满和内蒙,于是加快了对外蒙的策反和分裂活动,圣彼得堡的一份官方杂志甚至公然叫嚣说“帝国东南方的天然疆界在戈壁”。1908年,新任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Ivan

  Yakovlevich

  Korostovets)在赴北京上任时特意经过库伦,向哲布尊丹巴赠送了价值两万多卢布的珠宝、钟表和各种奢侈品,还赠送了多批俄制快枪。此外,库伦的俄国领事馆还多次向外蒙王公赠送礼物、贿金,培养其亲俄情绪,并且散布“汉族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宗教上灭亡蒙古”一类的挑拨离间言论。

  由于光绪末年推行新政过猛,在内外蒙出现了多起蒙民反抗汉人移民开垦定居的武装冲突。1906年,由于郭尔罗斯前旗(今吉林西部)蒙古王公大量放垦旗地,在当地爆发了抗垦起义,领导者是一个叫陶克陶的四等台吉(下层小贵族)。他率领的起义队伍先杀死垦务局的官员,然后与东蒙古的另外几支抗垦起义队伍会合,活动于洮南、靖安一带。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派张作霖率领四路军队围剿,同时严令当地蒙古王公不得与陶克陶“匪帮”往来。

  陶克陶被迫在1910年率领部队进入外蒙车臣汗部领土,在桑贝子旗(今蒙古国乔巴山市)境内抢夺华商的银钱货物。当时任库伦办事大臣的延祉向哲布尊丹巴活佛借俄国快枪五十支,前去“剿匪”。

  哲布尊丹巴大怒,严词拒绝。延祉令人告诉哲布尊丹巴:“佛爷在庙内私藏俄国快枪,此举是否妥当?是否奏明(理藩院)?”哲布尊丹巴怵于延祉的威胁,于是允借20支快枪。延祉遂派十三名官兵骑快马沿着驿道前往桑贝子旗,发现并打死陶克陶起义部队成员一名,其余的人随陶克陶逃入俄国境内,立即被俄方收留。此事令哲布尊丹巴活佛对库伦办事大臣心生怨恨,愈发与清朝政府背心离德。

  自从1909年以来,外蒙土谢图汗盟的副将军杭达多尔济亲王和沙比衙门的二等达喇嘛车林齐密特等几个人坚决主张立即独立、并且与俄国联合(这几个人欠华商的债务最多,希望此举可以逃债)。其他大多数外蒙王公和活佛则担心采取这样的步骤为时过早。但是在1910年初,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的盟长,以及沙比衙门(为哲布尊丹巴活佛管理寺院和属民的机构)首脑额尔德尼商卓特巴(额尔德尼是尊称,商卓特巴是主掌沙比衙门的官职名)巴特玛多尔济联名向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上递呈文,以反对新政为名,在蒙古人中制造对清朝统治的怨恨和不满情绪。他们在呈文中说:“我们可怜的、为各种赋税弄得一贫如洗的盟和沙比(喇嘛旗)的台吉和阿拉特(牧民)们,已经到了他们再也无法支持的地步了。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大家希望能让我们仍按古老的方式生活下去”。

  同年4月,三多接任库伦办事大臣不久后,在西库伦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一群喝醉了酒的喇嘛因购木料之事与汉人发生口角,于是聚众抢劫德义涌木厂。三多闻讯带着宣化卫队前去弹压,捕拿了三名闹事喇嘛,但是返回衙门途中被抢走。三多随即带队前往甘丹的喇嘛圈捕人,众喇嘛蜂拥而来,抛石如雨,击毁了三多乘坐的轿子,幸有汉商抛石还击,三多才得以幸免。随后三多传信沙比衙门,命令商卓特巴将肇事喇嘛系数交出。闹事喇嘛托庇于哲布尊丹巴活佛,无一投案。于是三多下令罢免商卓特巴,并令沙比衙门赔偿德义涌木厂被抢走的墨西哥鹰洋1160余元、现银780余两。沙比衙门将这笔钱摊派给库伦的蒙古平民,一时间库伦蒙民人心惶惶,纷纷声称满人汉人“仇视黄教”。哲布尊丹巴活佛派人去北京控诉,中途被三多的宣化卫队追回,哲布尊丹巴从此拒绝与办事大臣见面。

  恰在此时,一个名叫海山的俄国代理人从内蒙来到库伦,对哲布尊丹巴上下挑唆。海山原本是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早年在北京的那王府(三音诺颜部首领策凌后代那彦图亲王的府邸)当差,1907年因为重案被清廷削爵通缉,逃往哈尔滨,后来在俄国庇护下逍遥法外,游历欧洲,通晓数国语言,精通蒙古事务。在他的挑唆下,外蒙独立运动开始加速发展下去。

  1911年春天,喀尔喀四部王公和各地活佛来库伦“进献曼荼罗”(曼荼罗为宗教术语,即“永生”,是庆祝哲布尊丹巴活佛生日的宗教活动,在喀尔喀蒙古是一个盛大节日,除宗教活动外还要举行各种比赛活动)。参加聚会的王公活佛除了公开讨论在外蒙是否继续实施新政的问题之外,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喇嘛和海山还召集了18名蒙古王公在库伦附近汗山中举行秘密会议,具体策划外蒙“独立”,并联名向哲布尊丹巴活佛上书,要求前往俄国,寻求对“蒙古独立”的支持。

  1911年8月15日,由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海山、以及三音诺颜汗那木那苏伦率领的外蒙“代表团”抵达圣彼得堡,第二天就被俄国外交大臣萨松诺夫接见。外蒙代表团递交了哲布尊丹巴活佛致沙皇的信,提议签订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条约。这封信的作者在信中对沙皇哭诉说:“过去的大汗可以自己拿爵位和称号来颁发赏赐,各札萨克可以自行继承爵位和占有遗产。现在中国的杜什梅尔(官员)把这些权利夺取了。要想获得承袭和赏赐爵位,他们索取成千上万两白银的贿赂。现在有许多的札萨克,由于没有足够的财力,多年来得不到爵位……在举办新政、设立各种机关的名义下,许多汉人来到了我们蒙古。他们把喀尔喀北部数旗变成了农垦区域,定居在那里……中国政府移殖大量汉人到蒙古,设立受汉人直接管辖的特区,并剥夺和减少许多札萨克的权利……”

  1911年8月9日,俄国外交部在发给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的电报中说:“喀尔喀当前的内部情势并不伤害我们的切身利益……蒙古问题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们对华的其他政治问题上是必须加以利用的”。八月底,俄国驻华公使向清朝外务部发去照会,宣称“中国近来在蒙古实行的政策,如移民、练兵等,对两国邦交颇为危险。库伦距俄国边界甚近,中国应顾念中俄敦睦,将所有新政一律停办,否则俄国不能漠视,将不得不在边界地方采取必要的措施。此外,蒙古百姓因新政而大受骚扰,喀尔喀蒙古王公及库伦的喇嘛已经三四次遣人赴圣彼得堡诉苦。本国鉴于喀尔喀现状,决定在库伦增设卫队,保护俄国利益”云云。

  北京外务部接到俄国照会后,忙用电报将其发往库伦,三多接电后大惊,连忙将沙比衙门首领巴特玛多尔济传到办事大臣衙门,询问究竟是何人主谋。巴特玛多尔济年纪约七十多岁,深阅世事,奸猾异常,他对三多说:“我受大清厚恩,当时喀尔喀王公活佛召开会议,逼我署名,我并未服从。然而我是蒙古人,所以贵大臣未发觉此事前不敢来衙门呈诉。如今事已败露,如果能筹谋善策,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于是三多命令巴特玛多尔济带他前去拜见哲布尊丹巴,要求发电报阻止俄国派兵,并召回杭达多尔济等人。在哲布尊丹巴面前,三多反复痛陈利弊,说得唇焦舌敝,最后哲布尊丹巴终于答应发电报,但是要求立即停止各项新政措施,并免予追究赴俄各人之罪,三多一一应允。

  当年九月中旬,忽然有一支俄国马队在西库伦喇嘛圈以北大道上出现,人数有八百余人,还带有辎重车辆,络绎不绝。三多闻讯大惊,立即诘问沙比衙门,说“要求停办新政的事,本大臣已经奏请朝廷,获得批准,为何如此反复无常?汝等还有什么想法,不妨告诉我,由我上奏中央,何必求援于外人,乃至调集俄兵入境?”与此同时三多还婉言与哲布尊丹巴活佛协商,要求他或者将已经来到库伦的俄国兵遣回,或者致电俄国阻止继续派兵。经过多次往返磋商,哲布尊丹巴才允诺致电俄方停止派兵。但杭达多尔济一行仍然留在俄国首都,而从恰克图关卡进入外蒙古的俄国部队仍然陆续抵达库伦。

  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爆发了新军起义,这件事使得俄国和库伦方面在外蒙“独立”问题上有了新的勇气。当年10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使团回到库伦,外蒙上层王公喇嘛聚面会商,认为武昌起义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决定立即宣布外蒙古独立,奉哲布尊丹巴为蒙古大汗。此时库伦兵备处总办唐在礼已经察觉到外蒙局势异常,于是以“袁宫保(袁世凯)有调令”为由逃离库伦。外蒙方面遂要求三多撤除兵备处,并将该处截留的外蒙金砂税移交给沙比衙门。三多在11月24日发电报向北京请示,清廷答复说“现在库伦情形危急,应顺应外蒙民情,裁撤兵备处,以免给外人提供借口。”

  11月28日,为了领导政变而成立的外蒙王公委员会开始将库伦周围各旗的蒙古部队和驿站兵丁调往库伦。11月30日中午,访俄归来的杭达多尔济一行抵达库伦。当天下午,办事大臣衙门忽然接到外蒙四盟王公喇嘛联名公文,声称“现在内地各省相继独立,且有革命党带兵经张家口前来库伦,希图扰乱蒙疆。我喀尔喀蒙古四部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经召集四盟骑兵四千名,准备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以便启程。以上要求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此时库伦的俄蒙军队已经布置就绪,前一年被俄方收留的陶克陶也率领部队抵达库伦,因此这封公文只是“独立”的导火线而已。

  三多接到这封公文,心知外蒙意在独立,于是立即前往沙比衙门要求拜见蒙古官员,对方闭门不见。三多返回办事大臣衙门时,哲布尊丹巴派来的几名王公和喇嘛也正好赶到。他们对三多说:“我佛尊谕,本日午后各王公所递之呈文尚未得到答复,想必碍难获准。因此本蒙古已定宗旨,自行保护蒙古全境,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我佛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久将选择吉日登基。惟念与贵大臣有私谊,不忍采取强硬举动,特派我等前来请贵大臣于明日速带文武官员兵丁出境。如果愿意使用台站,则本蒙古仍将照旧供给。”

  三多闻得此言,如五雷轰顶,对来使分辨说:“本大臣到任以来,屡拂蒙古人之意,所以屡次上奏朝廷,请求另择贤能。而朝廷一再挽留,致使发生今日的举动。以我的愚见,如果此事的起因是本大臣得罪蒙古,请杀我一人,而万万不可受外人愚弄,将蒙古送于他人之手。如果不愿受内地官吏管制,欲改为自治,则本大臣立即电奏北京,惟独立万万不可。”诸王公喇嘛说:“我们是来传达尊谕的,并非商量公事”,遂各自散去。

  三多回到署内,命令官员迅速前往买卖城电报局,用密码将这一重大变故发往北京。当晚七点,办事大臣衙门接到了哲布尊丹巴亲笔签发的札子,称“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历朝所受恩遇不为不厚。而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然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也应宣布独立,以期万全。现已由四盟公推我博克多格根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独立国大皇帝,不日即当登基御极,库伦地方已无需中国官员之处,应即时全数驱逐,以杜后患。限三日内带文武官员、马步兵队立即出境,不准逗留,如敢违抗,即以武力押解出境。”

  当天晚上,三多将驻库伦的马步各营管带召入署中的印房(掌印衙门),商谈对策。当时库伦马队有兵丁250名,其中40人赴宣化领饷未归,恰克图等地驻兵60人,库伦办事大臣和参赞大臣衙门守卫20人,其余兵力只剩130人,且枪械老旧,子弹匮乏。至于新训练的步兵队,只有兵丁100多人,与四千名蒙军和库伦的一千多名俄军交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三多见事已至此,只好召集满汉官员,各自发给旅费,一面据实电告北京,准备离开库伦。当晚马步营兵丁聚众索饷,几乎酿成哗变,于是三多又从印房公款中提取五千两,发给众人,方得无事。

  12月1日清晨,多名俄国兵带着蒙古兵来到办事大臣衙门和驻军营房,搜索枪支、弹药和银两。西库伦与买卖城之间的交通被断绝,汉人禁止出门,华人商号遭到搜索洗劫,库伦上万名汉人全都人心惶惶,坐以待毙。当天晚上,俄国驻库伦领事米勒派人将三多接入俄国领事馆中,名为“保护”,实际上是将其软禁起来,防止库伦的满汉官民以其为首聚众反抗。买卖城电报局、兵备处、印务处、办事大臣衙门也被俄军带领蒙古兵丁占领。12月5日,在三十多名俄国哥萨克士兵的“护送”下,三多及其家眷、以及大部分驻库伦的满汉官员启程前往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京。其余来不及动身的满汉官员则都改装易服,在库伦当地华商的商栈和家中潜避。

  1911年12月29日,在库伦举行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登基仪式。在黄宫的正殿中央铺设了三个宝座,活佛居于中央,佛母【注】坐在左侧,佛子坐在右侧。哲布尊丹巴头戴蒜瓣黄冠,身穿绣龙黄袍,接受各盟旗王公、活佛和喇嘛的叩拜。众王公官员身穿蟒袍,头戴花翎,为哲布尊丹巴上尊号为“额仑若鄂固格持克森冷葛烈宝敦汗”,意为“多人共戴之日光皇帝”,定年号为“共戴元年”。登基仪式结束后,哲布尊丹巴由五百名蒙兵(身穿蓝袍、头戴蓝冠、肩挂黄带)护送,返回大甘丹宫。

  【注】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的第一任妻子出生于1870年,是喀尔喀蒙古人,俗名沙拉扣肯,法名敦都克拉穆(Dondogdulam),被尊为女活佛,称为察罕达勒克伊(白菩萨),并被清朝封为额尔多尼车臣(“聪明宝贝”之意)。外蒙宣布“独立”后,敦都克拉穆被册封为“皇后”,并自封为“达吉尼母”(Ekh

  Dagina,意为空行女之母,空行女即密宗中所谓“明妃”),于1923年初病故。1923年夏天,哲布尊丹巴又命令外蒙古各地为他选妃,选择了15个18到20岁的年轻貌美蒙古女子,最终选定了19岁的格嫩皮勒(Genenpil)为妃。婚后不久,格嫩皮勒就因不习惯“宫廷”生活而提出离婚,经哲布尊丹巴活佛批准,回到了父母身边。然而蒙古当局以不能没有“皇后”为名,又迫使她回到哲布尊丹巴的身边,继续担任“皇后”。1924年哲布尊丹巴死后,格嫩皮勒再次回到父母身边。虽然她只是一个普通蒙古牧民的女儿,并没有参与蒙古的任何政治和宗教事务,但是在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清洗中仍然被逮捕,于1938年被处决。哲布尊丹巴与达吉尼母所生的“佛子”则早在1924年便被蒙古人民革命党秘密处决。

  外蒙“独立”前,喀尔喀四部每年各供给哲布尊丹巴活佛白银一万两,交给沙比衙门的外仓。外蒙独立后,活佛费用改由财政部供给,每日俸银二百两,每年七万二千两。至于陈设、赏赐等费用,则由内仓供给,每年约需六万两。佛母每年俸银三万六千两;每年夏天向各盟征收贡献给哲布尊丹巴的“丹什格”(贡礼)一万两;各盟及沙比衙门每年轮流献给活佛“芒达拉”(贡品)一万两;此外活佛有胞弟二人,也从西藏接来蒙古供养,每人每年需银七万多两。再加上维持“宫廷”的费用,哲布尊丹巴的个人预算每年高达四十五万两(约合90万金卢布)。

  除此之外,外蒙当局每年还要支付中央机关经费28万金卢布、地方机关经费3.2万金卢布、军费35.2万金卢布、各旗王公俸禄12.5万金卢布、办公费30万金卢布、以及“新政基金”17.5万金卢布。这些开支(不包括哲布尊丹巴的个人预算)加起来高达126.5万金卢布,而当时(年)外蒙全境的全年收入只有67.4万金卢布,两者之间巨额的收支差几乎全靠俄国借款来维持。

  为了筹措收入,1913年底,外蒙新“总理”三音诺颜汗带领使团访问俄国,俄方要求库伦当局召回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军队,并撤回入侵内蒙古的部队。作为交换,俄国同意借给外蒙300万卢布的新贷款。这笔贷款是用来弥补外蒙当局巨大的财政赤字的,每年偿还10万卢布,30年还清。作为交换条件,外蒙必须聘用俄国“财政顾问”,300万卢布借款全由该顾问掌握,所有开支款项必须由俄国顾问批准才能发放。自此以后,外蒙“财政大臣”一职成为虚设,自活佛、“总理”至各旗王公,每月必须提交申请书,向俄国顾问申领薪俸。

  外蒙在国内建立了多处关卡,对在其境内流通的货物征收关税(每公里征收10戈比,俄国商人免税),此外还征收骆驼税、大车税、人头税、林业税等税收。此外外蒙当局还设法建立起一些官营企业,比如1915年开始开采的那赖哈煤田,库伦发电厂,一座小型的俄文和蒙文印刷厂,一座制砖厂,以及一家小型的公司。但是这些企业收入甚微(2.8万卢布),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外蒙当局在支付完行政机构和王公俸禄的巨大开支之后,花在教育、医疗、保健、公共事业上的费用几乎为零。1来用于供养本旗王公贵族,除了每年孝敬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丹什格”贡银外,并不交给库伦“政府”一分一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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